高群书：我想和电影谈谈 拍大片不自由(附图)

拍了一堆商业大片之后，高群书心底的那个独立电影梦还是没有实现。高群书：太多年轻导演，一出手就想弄出个昆汀范儿。高群书：前不久我在微博上说，真心希望《山楂树之恋》、《爱出色》票房过亿，《剑雨》票房过两亿。

高群书

《东京审判》

《风声》

《西风烈》

在片场，高群书总是同一个状态示人：不高兴。虽然《风声》票房奇佳，刚上映的《西风烈》也被盛赞，但高群书依然处于对电影制作水准要求过高，与面对实际操作不得不妥协的矛盾状态之中。

文｜林夏生 图｜赵卫民

据说双鱼座的人年轻的时候都写诗。高群书也写。朦胧诗，还有个笔名叫岑寂。那个时候他留飘飘长发，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股晦涩，整一个颓废派文艺男青年的姿态。

再年轻一点的时候，他是个羞怯的男孩。看见女孩就脸红，走路必须和女孩间隔两米以上。对话的总人数不得超过三个，万一赶上五六个人的场合，他就憋得啥都说不出来。

如今，他叫膘客老高。您看仔细了，是“膘”。这段时间，这个名字在微博()上极火。身为一位电影导演，少见这么话痨的。爱和网友在微博上聊天，聊天气、聊路况，偶尔也爆个明星八卦什么的。看个电影，他得“炮轰”个几句，虽然他自己觉得挺无辜的；即便只是逛个片场，他也喜欢积极回复网友评论，虽然他说张一白绝对比他更话痨。

拍了一堆商业大片之后，高群书心底的那个独立电影梦还是没有实现。于是乎，他琢磨出了个愿望—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暴富的煤矿老板带着年轻的小蜜，把几百万钞票甩在自己面前，让他不管票房，随便拍个电影。“只要能让我自由拍戏，就算那姑娘长得像母猪，我也绝对让她当女一号！”

赶紧把戏拍完

“我倒是没啥中年危机。唯一操心的，就是想赶紧把戏给拍完。”

前一晚在北京宣传《西风烈》，采访到深夜12点还没有结束。第二天高群书起了个大早，赶九点的飞机前往深圳。人还没出机场门，大车直接又把他拉到片场，巡视场地。午饭没顾得上吃，高群书又火速赶到东莞的下榻处。刚点着一根烟，下边的人催促着赶紧开会，说是剧组几百号人都等着他发号施令。到深夜，桌子上准备的水果，一颗都还没有动过。

每回执导大片，高群书只有一个要求：让他一周休息一天。遗憾的是，这个要求从来没有实现过，从《风声》到《西风烈》，再到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。他必须永远处于紧张的准备和强大的压力之中，只要他还拍大片。

高群书猛抽了一口烟，“我真想就像鲁迅说的那样，‘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’。”

拍大片不自由

“我乐意给人挣钱，但我渴望自由。”

高群书最羡慕的人，是小制作电影《透析》的导演刘杰。“拿的是数字摄像机，面对的是三五个演员。导演每天踱着闲步，走到外边瞅瞅天，然后撂下一句话，‘今天天气不太好，咱不拍了。’”高群书在电影里客串了一回，有幸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自由地拍电影。

“拍着玩儿，这是我的理想。”高群书说。他羡慕王家卫，羡慕杜琪峰—人家一部电影能拍三年。没空了，电影往那一搁。等什么时间有空了，再回头来拍。自己呢，得天天赶集似的早出晚归。

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商业导演之一，高群书注定得被赶鸭子上架。“拍艺术片，那你就去当艺术家；但你要是想拍大片，就得当总理。”高群书说自己干的事儿跟总理没差多少，总理管的是国家，自己管的是剧组，都得事无巨细照顾得井井有条。

再换个说法，电影行业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大家族，贾宝玉是拍艺术片的，只顾着和林黛玉风花雪月；王熙凤就是拍大片的，掌管整个大家族的吃喝拉撒睡。“我想做贾宝玉，拍个小片子，不管票房，不管口碑，我自己高兴就行。”高群书想拍小人物的故事，什么荆轲、武松，都是他的目标。但很无奈，他没法成为贾宝玉。“我不想具备王熙凤的眼光，但拍了那么多大片，这种姿态已经渗透到我血液里边了，我时刻被提醒着，要以一个大片导演的眼光去选材、去拍片、去掌控全局。”

不喜欢剑走偏锋

“你可以拍小儿梦呓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但你不能怪大众不接受你，这是大众的选择。”

顶着“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”的头衔已经很多年，后来人却一直迟迟没能追上来。国内有那么多的题材供人选择，有那么多的投资供人挥霍，还有那么多的明星供人支配，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所谓“大片”走向失败？

“他们想要独特，想要与众不同。”高群书对此嗤之以鼻。“独特？就连小孩偶尔蹦出的梦呓，都能惊艳世人。独特，来得太容易了点。”高群书最忌讳的，就是拿小孩那一两句让人眼前一亮的梦呓来糊弄人。“独特是独特了，但它不适应大众的价值观取向，不代表大众的集体情感，观众怎么可能买你的帐呢？”

太多人想要剑走偏锋，高群书偏偏不吃这一套。他拍大片，无他，就拍英雄主义。为什么？因为锄强扶弱、惩恶除***才是大部分人所认同的、主流的价值观。在高群书心里一直有个清晰的指向—更多人接受，票房自然就好。“大片之所以称之为大片，并不是因为他规模大、投资大，大片追求的实际上是大众的高接受度。”大片要做到面对整个社会说话，那么，没有比英雄主义更靠谱的主题了。

更大一部分中国导演觉得英雄主义太庸俗了。“他们喜欢用艺术片的心态拍大片。他们想，我一个堂堂大导演，怎么能拍这种没有水平的东西呢？”标新立异的结果就是，大众看不懂，票房惨败。“他们想拍出黑格尔式的真理，想拍缠绕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继承的真理。但他们没有想过，如今是一个快餐时代，没有人愿意为你晦涩的真理买单，甚至你作为导演本身，也耐不下心去发现真理。”

他绝不步那帮“为了独特而独特”的中国导演后尘。他不怕别人说自己俗，他就怕自己哪天不俗了。这才是高群书。

对话高群书

记者：好莱坞的商业片操作得挺成功。

高群书：人家压根就没商业片这个分类，都按剧情片分。好莱坞自己有一套叙事的体系，在这个基础上各有风格。电影就像吃大餐。文艺片是小葱拌豆腐。商业片嘛，昆汀是麻辣烫，马丁就是粤菜。吃惯了鱼肉，偶尔也想来点清淡的，反之亦然，哪样都少不了。

记者：但在国内，说你是拍商业片的，就跟骂人一样。

高群书：对。在国内，商业片和文艺片站在直接对立的位置。文艺片全都是反映社会黑暗面的，而商业片却成了超豪华版的文艺片，放大了小情小调，导演在电影里说的都不是人话，更不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说话。中国电影之所以失败，就失败在这里。大家都想要拍出好莱坞的规模和气势，却连最基本的好莱坞叙事规律都欠缺。

记者：但你拍商业片就挺成功的。

高群书：为什么我拍大片成功？因为每一步我都是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。这都是为情势所迫啊。拿了投资拍大片，就是每天如箭在弦不得不发的状态。想十点起床？不行！片场镜头拍不对？必须整到对为止！我必须把电影的每一格都给填满，每一帧都必须有热力，有价值。拍大片就意味着你必须永远处于奔波的状态，这个过程太不自由了。

记者：中国电影有什么误区？

高群书：太多年轻导演，一出手就想弄出个昆汀范儿。很多人都想，宁浩凭一个电影就火了，那我也成。他在底下做了多少年副导演你知道吗？他背后遭过多少罪你知道吗？他自己掏几万块钱在草原拍片，这头正拍着戏呢，一个蒙古群众演员突然跑了，说是拍戏时间太长，得回去养马去，直接不辞而别。宁浩就开着自己那小破车，在草原上追了人家一百多公里，到最后人家也还是没来。这些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？每个成功的导演，都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在寂寞孤独、等待机会的时候，你必须把基础一点一点地打好。一旦机会来了，你才能抓得住。不亲手炒菜，怎么能做好厨子？不进入实践，怎么能当好导演？想一步登天，门儿都没有！

记者：在你眼里谁是大师？

高群书：科恩兄弟。其实他们也特别商业。还有昆汀！但他们拍摄人性普遍的黑暗，他们的独立制作总能把商业追求和个人的肆无忌惮结合得非常好。

记者：那你为什么不整个独立制作出来？

高群书：我不能让资本为我内心骚动的艺术追求买单。在国外的电影制度之下，昆汀可以这么玩，科恩兄弟可以这么玩。但我们没有这个基础，我们不能这么玩。

记者：你最想要拍什么样的电影？

高群书：我就想要拍经典。电视剧嘛，瞎糊弄糊弄，收视率不错就行了。但电影不同，它具有一个会蔓延的连锁反应，任何人都能来挑剔它。要经得起各方的考验，太不容易了。

记者：会有人质疑你。

高群书：现在是一个自由表达的时代。每天都会有人跳出来说，电影已经完蛋了，无论你是科波拉、波兰斯基，还是马丁·斯科塞斯。但我就想要拍能经得起各界挑剔的电影。不过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电影呢？太多人无法用客观、豁达、宽容、冷静的心态，去看待一个不可能完美的东西。

记者：除了观众的挑剔，还有影评人。

高群书：我为两类人拍戏：最有文化的和最没有文化的。中间那一拨假装专业的，我从来不照顾。这里边就包括影评人。中国的影评人特别奇怪，他们说话时不愿意站在一个纯粹的旁观者，而是把自己当导演使。他心里对好电影已经有一个标准，你要是不符合这个标准，那你就是部烂片。这一段怎么能没有音乐呢？这个镜头怎么能那么拍呢？我就纳闷了，这是你要探讨的问题吗？

记者：那你和人抬杠不？

高群书：没办法，我把电影拍出来，就是任人宰割的。人家看得那么仔细，那么热情地给我指出问题分析问题，我能怎么着呢？也不能和人家抬杠，那就只能跟人家说谢谢。

记者：隔三差五就能听见媒体说你“炮轰”。

高群书：前不久我在微博上说，真心希望《山楂树之恋》、《爱出色》票房过亿，《剑雨》票房过两亿。马上有人跳出来说，你为什么不说《狄仁杰》呢？还有人指责我，你这不是在黑《山楂树》嘛？我从来没有黑过《山楂树》。我在发布会上就说了一句：“《山楂树》是给我们这些老男人看的。”第二天见报的标题，全都写着“高群书炮轰《山楂树》”。我冤啊，我还以为自己是在恭维呢！

记者：你在商业片的范围内，做了什么尝试？

高群书：我在逐个建立电影的类型。《东京审判》，法庭片。《千钧。一发》，想做作者电影，结合希区柯克和小津安二郎，看出来没？《风声》，看上去是谍战片，实际上讲述的是人性的黑暗和强大。《西风烈》，警匪片、西部片、动作片。探讨人死还是活，成功还是失败，为什么死为什么活，以及极端状态下人性的力量到底有多大。

记者：你追求的是票房还是口碑？

高群书：我不希望自己的电影总在电影学院里循环播放。我要的是口碑。口碑好还分两种—票房好的和票房不好的。《千钧。一发》就属于后者。因为院线不说你好。院线不说你好，说明这电影肯定还有问题。我要的是票房好，口碑也好。

记者：《风声》让你最得意的是什么？

高群书：《风声》的成功没什么可得意的。硬要说的话，那就是在此之前，《西风烈》想要1500万的投资，拿不下来；《风声》成功之后，《西风烈》拿下了3000万的投资。

记者：《西风烈》呢？

高群书：可以说它完成了我的一个武侠梦。另一方面，它元素杂糅，代表了一种新类型片。它本身还带有一种电影理念，生长在现实的土壤之上，又结出了高于现实的果子。不要脸的说一句，我认为它代表着中国商业电影的未来方向。

记者：万一哪天你不再拍戏了，那你去干嘛？

高群书：写推理小说啊。我就想做个劳伦斯·布洛克那样的作家，写出本《八百万种死法》，那也挺不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