辛德勒的名单幕后大揭密 最撼动人心的电影

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，死里逃生的波德克·菲佛伯格决定倾尽一生去讲述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故事。本片于1993年3月1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开拍，并且一直持续了71天。

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，死里逃生的波德克·菲佛伯格（Poldek Pfefferberg）决定倾尽一生去讲述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故事。1963年，菲佛伯格试图与米高梅公司合作拍摄一部关于辛德勒的传记片，但最终未能如愿。1982年，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·肯尼利在遇见菲佛伯格之后，出版了小说《Schindler's Ark》，一举夺得布克小说奖（Man Booker Prize）。美国音乐公司（Music Corporation of America）总裁西德·谢恩伯格交给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一份《纽约时报》的书评，斯皮尔伯格被辛德勒的故事震惊了，甚至对小说内容的真实性提出置疑，他说：“是什么驱使一个男人倾其所有去挽救那些无辜的生命呢？”产生浓厚兴趣的斯皮尔伯格希望环球影业能买下小说的改编拍摄权，1983年初，斯皮尔伯格与菲佛伯格会面，菲佛伯格问道：“请问你准备什么时候开拍？”斯皮尔伯格答道：“10年后。”
斯皮尔伯格不确定自己能否驾驭这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，曾试图将影片让给罗曼·波兰斯基，不过波兰斯基不愿执导本片，因为他发现影片题材过于敏感，他的母亲就惨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，而他本人也是克拉科夫犹太人区的幸存者，他希望执导属于自己的大屠杀电影（2002年的《钢琴家》）。另外，斯皮尔伯格还曾找到西德尼·波拉克和马丁·斯科塞斯，不过他不愿错过这部警醒后代的作品，于是让斯科塞斯执导了重拍版的《恐怖角》。比利·怀尔德也曾有意执导本片，以纪念他死在奥斯威辛的家人。在听说波斯尼亚种族清洗行径和大屠杀否认者的无耻言论后，斯皮尔伯格终于决定亲自执导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因为新纳粹主义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开始日渐抬头，而且斯皮尔伯格是犹太人后裔，在养育孩子时，他开始学会接受犹太人的传统。西德·谢恩伯格同意拍摄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但前提是斯皮尔伯格必须先执导《侏罗纪公园》。

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，死里逃生的波德克·菲佛伯格决定倾尽一生去讲述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故事。本片于1993年3月1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开拍，并且一直持续了71天。

1983年，小说原著作者肯尼利开始着手改编剧本，他聚焦于辛德勒的众多关系，并且承认没能充分压缩故事，以致完成的剧本仍长达220页。斯皮尔伯格随即指派《走出非洲》的编剧科特·路德特克完成剧本第二稿，但后者认为辛德勒的内心转变让人难以置信，于4年后放弃。在斯科塞斯有望成为本片导演时，曾让斯蒂文·泽里安改编剧本，而泽里安的剧本只有115页，斯皮尔伯格要求他将剧本扩充至195页，并着重描写故事中的犹太人和延长犹太人区的大屠杀场景。
关于演员
早在选角初期，连姆·尼森就参加了辛德勒角色的试镜，1992年12月，在看过他在百老汇舞台剧《安娜·克里斯蒂》（Anna Christie）中的表演后，斯皮尔伯格认定他是扮演辛德勒的最终人选。沃伦·比提、凯文·科斯特纳和梅尔·吉布森都曾希望扮演辛德勒。肯尼利曾在书中交代：辛德勒不过是德国纳粹眼中的小丑，如果将纳粹比作是纽约人，那么辛德勒就是来自阿肯色州的乡巴佬，纳粹不会认真的对待他，而他正充分利用了这点。为了帮助尼森准备角色，斯皮尔伯格让他研究了兄弟华纳公司总裁史蒂夫·罗斯（Steve Ross）的录像带，斯皮尔伯格一直认为罗斯的气质与辛德勒如出一辙。
拉尔夫·费因斯凭借他在《一个危险的男人：阿拉伯后的劳伦斯》和《新呼啸山庄》的表演得到了纳粹军官阿蒙·戈斯的角色，斯皮尔伯格是这样评价费因斯的：“我见到了一个性感的魔鬼。他的表演非常微妙，你会从他眼中发现仁慈的瞬间，但随即又会变为阴冷。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费因斯不仅增重28磅，而且还观看了新闻影片并请教了认识戈斯的大屠杀幸存者，从而演绎出形神兼备的杀人魔头。当一位经历过所有事件的幸存者看到身着纳粹军服的费因斯时，竟然被吓得浑身颤抖。
片中共有126个有台词的角色，剧组在拍摄期间共雇用了3万名临时演员，其中儿童演员全都是“辛德勒犹太人”的后代，扮演幸存者的演员也都是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。

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，死里逃生的波德克·菲佛伯格决定倾尽一生去讲述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故事。本片于1993年3月1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开拍，并且一直持续了71天。

关于拍摄
本片于1993年3月1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开拍，并且一直持续了71天。片中场景都在真实地点拍摄，只有普拉绍夫集中营是在原址附近重建。由于剧组人员被禁止进入奥斯威辛，所以他们在集中营外搭建了复制品进行拍摄。当地人非常欢迎剧组进驻拍摄，不过有些居民是反犹份子，他们在拍摄地附近的广告牌上画满反犹符号。一位将费因斯当作纳粹的老妇人说：“德国人是魅力迷人的民族，他们从未滥杀无辜。”本·金斯利曾差点对侮辱以色列演员迈克尔·施奈德的老头拳脚相加。尽管外界环境纷繁复杂，可剧组上下却是一片祥和，在逾越节时，所有德国演员都戴上了犹太人的圆顶小帽并翻开哈加达，而以色列演员会向他们讲解其中典故，种族和文化的差别全被抛到了脑后。
拍摄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也让斯皮尔伯格经历了情感之旅，因为影片主题让他回想起童年时的不快经历。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时，斯皮尔伯格曾因没能失声痛哭而自责不已，在拍摄纳粹医生让犹太老人裸奔的场景时，斯皮尔伯格刻意拒绝观看。多位女演员在拍摄淋浴场景时几近崩溃，而其中就有人出生在集中营。在拍摄期间，斯皮尔伯格的妻子凯特·卡普肖和5个孩子一直在片场上陪伴他，他的双亲和拉比也曾赴片场探班。罗宾·威廉斯每隔两周就会给斯皮尔伯格挂电话，讲笑话逗他开心。斯皮尔伯格还曾放弃部分片酬，因为他于心不忍，并认为影片必败无疑。
斯皮尔伯格没使用情节串联图板，而是采用了纪录片的拍摄方式，并从1956年的《扭曲的十字》和1985年的《浩劫》中获取了灵感。影片有百分之四十由手持摄影机拍摄，斯皮尔伯格放弃使用吊臂、摄影机稳定器、变焦镜头和任何能营造出安全感的设备，这种风格让斯皮尔伯格觉得自己像个艺术家，因为可用工具很有限，他认为完全不必指望这部电影能取得商业成功。此时的斯皮尔伯格已经成熟了，过去他一直对塞西尔·B·戴米尔和大卫·里恩顶礼膜拜，而在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中，他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拍摄风格。
摄影师贾努兹·卡明斯基将本片的黑白风格比作德国表现主义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，他希望影片画面能显现出一种永恒的质感，不过一向拍摄彩色电影的剧组人员一时很难适应黑白片，艺术指导艾伦·斯达斯基必须作出相应调整，为避免人物与背景混淆难辨，斯达斯基不得不让背景的明暗与人物有所区别，而且服装的颜色也要与肤色和布景颜色迥然不同。